金代起劲学习华夏葬俗，为何却以火葬为主？

发布日期：2023-09-09 12:32 点击次数：52

《点茶图》，北京石景山区金赵励墓壁画，都门博物馆藏

自古生离足感伤，

争教永逝便相忘。

荒陂何处坟三尺，

老眼异域泪数行。

这是金朝诗东谈主秦略的代表作《悼一火》的前四句，元好问在《中州集》中选入13首秦略的诗，奖饰说：“诗尚雕饰而不欲见斧凿痕，故颇有自得之趣，《悼一火》一诗，跳动时辈，殆荆公（王安石）所谓‘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极重’者耶？”

《悼一火》看似信手拈来，却沉痛凄迷，抒发出诗东谈主的心理，且呈现了金代重丧葬的世风。

金朝以孝治国，主动领受华夏王朝“厚葬以明孝”的习俗。

从考古看，金代墓葬精真金不怕火分三种作风，即东北地区、燕云地区、华夏地区，各有特色。有学者以为，金中都（今北京）与金上京属归拢类型，特色是石椁墓多、火葬多。

学者丁利娜在《北京地区金代石椁墓及火葬习俗再谈》中钩沉，北京共发现款代石椁墓40座（鸿沟2020年），除帝陵区（今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门口村北的九龙山）19座，剩下21座中，仅3座是土葬，其余18座都火葬。

此外，考古发现的金中都26座砖室墓中，24座是火葬；4座砖石混筑墓，均火葬；14座土坑墓，9座是火葬。比如1973年在先农坛隔邻育才中学内发现的土坑墓，葬具为石棺，棺内装骨灰。

在金代火葬墓中，墓主有子民，也有高官，可见不是土葬不起，才用火葬。古代华夏对此颇反感，顾炎武便称“东谈主之焚其亲，不孝之大者也”“惨虐之极，无复东谈主谈”。

令东谈主艳羡：既然金代起劲学习华夏葬俗，为何却以火葬为主？

早期祭祀名“煮饭”

金东谈主早期以土葬为主，即“穿地埋之，以身衬土，无棺殓之具”。

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：“其亲一又死，则以刀割额，抽噎交下，谓之送抽噎。死者埋之，而无棺椁。贵者生焚所宠奉陪、所乘鞍马以殉之。其祭祀饮食之物，尽焚之，谓之煮饭。”

宋代文惟简在《虏庭事实》中亦载：“（女真东谈主）以小刀轻剺（音如犁，意为割）额上，抽噎淋漓不啻，更相拜慰。旋即则男女杂坐，饮酒舞弄，极其怡悦。”“女保重东谈主初一火之时，其亲戚、部曲、奉陪设牲牢、酒馔，以为祭奠，名为煮饭。”

文惟简是北宋神宗、哲宗时东谈主，雕饰匠师，他和犬子文居安、文居用、文居礼在昌州大足（今属重庆）雕凿摩崖造像，是石篆山摩崖像最早的雕饰者。写《虏庭事实》的或是另一东谈主，似被金东谈主所虏，原书已佚，仅《说郛》中保留数则。

金东谈主此葬俗可追猜度唐代，《旧唐书·靺鞨传》记：“死者穿地埋之，以身衬土，无棺敛之具，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。”靺鞨是女果然早期名称。

在这些纪录中，两点值得堤防：

一是东谈主殉和剺面：匈奴、回纥、突厥、鲜卑、契丹等都有不异民风，剺面与割腕近似，象征用自尽来殉葬，抒发悲痛之情。

二是煮饭：即焚烧食品供死人享用，契丹、蒙古等亦有此俗，不异华夏地区的燔祭。元末叶子奇在《草木子》中说：“元朝东谈主死，致祭曰煮饭。其大祭则烧马。”这可能是萨满的习俗。萨满珍惜火，或受此不雅念影响，渐至“金俗火葬，不尚棺椁”。

金东谈主信奉实用认识

金东谈主用火葬，除萨满的影响，可能也有释教的影响。

辽代早期也信萨满，据《北史·契丹传》：“其（契丹东谈主）俗与靺鞨同，好为寇盗，父母死而悲哭者，以为不壮，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，经三年后，乃收其骨而焚之。因酌酒而祝曰：‘冬月时，晨曦食，若我射猎时，使我多得猪鹿。’”应是萨满的葬俗。

辽萧绰（即萧太后）和她的犬子辽圣宗始崇佛，辽兴宗时，“僧有正拜三公、三师兼政治令者，凡二十东谈主”，辽谈宗则“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，一日而祝发三千”，被讥为：“徒勤小惠，蔑计大本，尚足与论治哉？”忽必烈曾说：“辽以释废，金以儒一火。”

佛教盛行荼毗（即火葬），早期在僧东谈主中流行，渐至民间。在北京，已发现40多座辽代火葬墓。

据《黑龙江逊克县胜利村金代墓葬发掘简报》，上京时刻的金东谈主多土葬，金海陵王幸驾到北京后，火葬渐多，应是受辽代影响。不外，金朝皇帝未领受火葬。

金世宗在母亲贞懿皇后的影响下，少年时“颇信巨人浮屠之事”，可他上位后，坐窝搬动立场，曾公开示意：“至于佛法，尤所未信。梁武帝为同泰寺奴，辽谈宗以民户赐寺僧，复加以三公之官，其惑深矣。”

金东谈主在处理丧葬问题上，一直相比感性。

金旧俗，东谈主身后，应杀乘马以祭。据《金史》记，天辅三年（1119年），完颜阿里合懑上谏太祖完颜阿骨打：“马者，甲兵之用，今四方未平，而国俗多以宝马殉葬，当退却之。”此俗遂绝。阿里合懑意为“臂鹰东谈主”，即驯鹰者，他是阿骨打的八叔。

为何超越艳羡丧葬？

一方面，金东谈主本重骨血神色。

完颜阿骨打时元旦饮宴，阿骨打夫东谈主便“以名马、弓矢、剑槊为献”，并说：“臣下有邪谄奸佞不忠不孝者，愿皇帝代上天以此剑此弓诛杀之。”已成次第庆典。金东谈主将父子之情视为天下至理，哄骗到具体惩办中。

另一方面，金东谈主将孝谈当成治国的根底方略。

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：“金虏本无宗庙，祭祀亦不修。自平辽之后，所用在朝大臣多汉族东谈主，不竭说以皇帝之孝在乎尊祖，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庙。若七世之庙未修，四时之祭未举，有六合者何可不念？虏方开悟，遂筑室于内之东南隅，庙貌祀事虽具，轨制极苟简。迨亮徙燕，遂建巨阙于内，在之南千步廊之东，曰：太庙。”

为贯彻“以孝治国”的理念，金世宗效法汉朝御林军“都通《孝经》”之例，也给护卫亲军披发《孝经》的女真语译本，到金章宗时，则“亲军三十五以下令习《孝经》《论语》”。

发下学习材料外，金世宗也树典型。

一次，金世宗打猎经过某地，传闻一契丹家正妻有6子，妾有4子，正妻身后，妾让4子亦守墓三年，金世宗坐窝奖了500贯，并让县官把钱堆在市场上，让全球都看到，再施展发给那4个孝子。

大定十三年（1173年），邓州民范三打死东谈主，可正法了他，家中老东谈主则无依靠。尚书省不知何如办理，金世宗化用《孝经》中句，示意“在丑不争（在丑，指同类）谓之孝”。范三被正法，其家东谈主交官府抚育。

把简单的事搞复杂

为提议孝谈，金代加强法律建造。

比如近亲之仇，不可私和或忍耐，“祖父母、父母及夫，为东谈主所杀，私和者，徒四年。虽不私和，知杀期以上亲，经三旬日不告者，减二等，徒二年”。再如子女不可诅咒祖父母和父母，“入七曰不孝之条”，可判死刑；如父老适值得病，“从四曰恶逆，谋杀科之”，按谋杀罪处理。

金朝皇家还建树了一套严格的葬仪，高官念念死，要走要津。学者龙小松在《突破与会通——金代文化的变迁》中钩沉，基本进程如下：

问疾：重臣病倒后，朝廷遣使问疾，仆散忠义病重时，阉东谈主“抚问，接踵于谈”。

发丧：身后坐窝上报朝廷。

奔丧：据《礼记》条目：“始闻亲丧，以哭答使臣，尽哀，问故，又哭，尽哀。遂行，日行百里，不夜行。唯父母之丧，见星而行，见星而舍。若未得行，则成服此后行。”

护丧：朝廷派大员主握凶事。

吊丧：亲族前来祭拜，不来则耸立。

丧礼规格上，特殊繁复。学者卜晓菲在《近代官员卒后待遇盘考》中钩沉：有“临奠”，即皇帝或皇太子亲到丧主家祭奠，金朝共29名官员获此盛誉，仅海陵王时的张用直、蔡松年是汉东谈主。有“辍朝”，金朝共31次，2次是渤国外戚，其余都女真东谈主。有“遣使致祭”，金朝共50次，汉东谈主12次。有“给谥”，“职非三品不在议谥”，共105东谈主，有破格得谥者；有“配享”，金朝共5位皇帝的臣子得配享，共39东谈主；有“赙赠”，皇家给钱和礼物，三品以上官员才行，一品官占绝大大都。

名为重孝，实为亲贵里面分肥。

献艺来的孝非真孝

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金朝本念念鼓吹孝谈，效果却扩充了繁文缛礼。仅举三例，足可窥豹。

率先，盛行“归葬”。金东谈主不管死在那儿，都要葬回祖坟，“随亲而葬”，如弗成实时归葬，便先建“衣冠葬”“招魂葬”以待。学者陈和兵在《金朝归葬本旨盘考》中钩沉，陋习“卒于开封杞县圉城镇之寓舍……公卒之五年，河南平，有二十有二年，孤女志宁间关沉，躬负遗榇，始归葬稷山之阴宛康乡小宁村先茔之次”，22年才入土，本钱太高。

其次，不管贵贱，都用有盖墓志。学者苗霖霖在《金代墓志撰写覆按》中钩沉，父老物化，宗子有义务按请志、撰写、书写等要津，请他东谈主撰写墓志，以墓主友东谈主撰写最多。北朝时墓志品级化，三品以上才可用墓志，一品能力用有盖墓志，金朝无严格差别，子民也可用有盖墓志，多请当地官员写或躬行写。

其三，买地券风行。据学者宋德金《近代买地券考述》，买地券始于东汉前期，是一种冥器，即东谈主造的阴间“方单”，标明墓穴是我方用钱买的，“故气邪精不得插手，先有居者永避他处”，写法公式化，收尾一般是“急急如五帝使臣女青律”。“如律令”是汉代诏书中常用语，意为按法律践诺，买地券加上“五帝使臣女青”，且“急急”，半通欠亨，只可吓唬鬼。古代买地券多用铅、锡、玉等，金东谈主为省钱，只用石、砖、陶等。

竣工的金朝葬礼极尽复杂，透顶折腾下来，就真能结束“孝”吗？金朝皇族弑父杀兄、骨血相残不衰败，献艺来的孝绝非真孝。

清初曾流行火葬

传统士医师反对火葬，金元之际，王恽便说：“今见中都民风薄恶，于诅咒之礼有亟当矫正者，如父母之丧，例都焚烧，以为虽然。”

元代北京仍以火葬为主。元东谈主熊梦祥在《析津志辑佚》中称：“城市东谈主家不祠祖祢，但有丧孝，请僧诵经，喧饱读钹彻霄。买到棺木，不令东谈主丧家，止于门檐下。候一二日即舁尸出，就檐下东谈主棺。抬上丧车，即孝子扶辕，支属友东谈主挽送而去，至门外某寺中。孝子家族止就寺中少坐，一从丧夫毁灭。寺中亲戚饮酒食肉，尽礼而去。烧毕，或收骨而葬于累累之侧者不一。孝子归家，一哭而止。”

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朱元璋令：“晚世狃（音如纽，意为复古）元俗，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。伤恩败俗，莫此为甚，其退却之。”并制定法律：“其从尊长遗言，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者，杖一百，卑幼并减二等。”

朱元璋念念改俗迁风，却回到“饰演大于实验”的老路上，火葬、土葬是不同文化，无高下之分，把扩充孝谈的但愿交付于此，绝不测旨。朱元璋身后，他的犬子朱棣便死守了。

清初，火葬再度流行于北京。火葬本满洲民风，朝鲜使节李民在《建州闻见录》中记，明朝时已“死则未来举之于野而焚之。其时，子孙族类咸约会，宰牛马，或哭或食，蒙白二三日除之”。努尔哈赤、皇太极谦敬治皇帝均是火葬。

不外，乾隆一上位，便令：“远乡贫东谈主弗成扶柩回里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，姑听不禁外，其余一概不许火葬，倘有犯者，按律治罪。”火葬在北京再度堕入低谷。

（原标题：金中都为何火葬多？）

开端：北京晚报作家蔡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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